陈嘉庚与出版业的“联婚”

发布时间：2025-05-11　点此：262次

1926年，关于两位远隔万里的商界知名人士来说，都是一个要害的节点——

陈嘉庚前一年还“运营兴旺，所获甚丰”的橡胶生意，1926年头突遇国际“胶市大降特降，丢失之巨”，厦门大学和集美校园的校舍建造不得不间断；在上海、福建建造三处图书馆的方案被逼停止，成为其“终身最惋惜、最失落之事情”。其苦于国内分销处仍不够多，急需寻求协作推行。

另一位焦虑的是上海滩的国际书局实践操控人、总经理沈知方。其《新学制小学教科书》在1925年以惨烈价格战，从“商务”和“中华”联合打压下九死一生。沈氏一心要做大教科书商场，稳固鼎足之势之势，便于1926年3月在《申报》宣告拟“续招股份50万”。

沈知方“有一种口吐莲花的征集股金的特别手腕”（我国“侦探小说第一人”程小青语），谋划到东南亚一带向华裔融资募股，便于1927年1月派遣刘廷枚到新加坡，面见陈嘉庚洽谈协作事宜。两边一拍即合，达成协议：陈嘉庚公司将悉数橡胶制品托付国际书局在全国各地分局经销，并悬挂陈嘉庚公司全国总代理处商标；国际书局悉数出书物托付陈嘉庚公司在南洋各地分公司经销。

上海滩小报记者的嗅觉很敏锐。在行事一贯“必先行然后言”的陈嘉庚还没有正式宣告之前，1927年3月12日《晶报》率先以《橡皮书局记》发表了两边协作的音讯，“橡皮书局之运营展开，可拭目而待”。5月4日，《时势新报》报导以留念五四运动为主题的“学生运动会”,上海的陈嘉庚分行与国际书局等9家商家同列资助名单，亦可见两边已开端协作。

陈嘉庚与“国际”的协作高潮是在1927年的夏天。先是上海《民国日报》发表5月15日国际书局举行第六届股东会，陈嘉庚名列董事第六名。7月29日，上海《新闻报》一起刊登《南洋陈嘉庚总公司启事》与《上海国际书局受南洋陈嘉庚橡皮公司托付为我国全国总代理处启事》；8月2日，《申报》头版明显方位也刊载同题启事。两边除高调宣告正式协作外，还宣示“抵抗外货，拯救利权”的建议。

事实上，两边的协作获得不错的效益。与国际书局订约曾经，陈嘉庚在国内的上海、无锡、南京、杭州等地现已设有分公司。协作之后，一方面代售途径大大添加，另一方面适逢北伐成功，运用国货又成了社会热潮，加上不少部队开端转换胶鞋，一时间销量大增。国际书局还规划了一款“中山鞋”，向陈嘉庚公司定制了10万双，不到两个月即售罄，后因南京国民政府指令禁绝以孙中山名义作商标而作罢。

1927年8月20日，《民国日报》报导国际书局“运营之盛，为历来史无前例”“不光本版书一概减（价）售，且将文具仪器及寄售”，呈现“车水马龙”。10月9日，该报再以《国际书局全天运营》为题，报导“国际”抛弃逢周日上午歇息的常规，加班售卖。

除了上海，两边在无锡的协作运营更为兴旺。陈嘉庚公司无锡分行、车胎代理处国际书局在1928年4月24日无锡《民报》联合刊登“人力车行主人翁鉴”广告；7月6日《新无锡》报导“国际书局扩大运营”；9月3日，无锡《国民导报》刊登人力车胎发行所汉昌路陈嘉庚公司、代售处书院弄国际书局“欲籍抵外货”的促销广告。

陈嘉庚在南洋推进福建会馆统筹统办华文教育，也为国际书局出书的教科书打开了销路。其时畅销书《青年经商与致富》谈论：“近来（陈嘉庚）又扩大规模，再托国际书局推销我国各大行省，从此各种出品，无远弗届，运营愈加欣欣向荣。”

但是好景不长，陈嘉庚与沈知方的“联婚”没有继续。其“分手”的底子原因是商业价值观的不合。陈嘉庚以“倾资兴学”闻名于世，正如《青年经商与致富》点评其“发起国货，抢救漏厄，所获余资，八成用于教育，很是巨大”。但是，1928年6月国际书局的财政年度完毕之际，竟付不出本该支交给陈嘉庚的4万元货款，而这恰恰是亟须拨付厦集二校的“救命”校费。

沈知方热心逐利和“爱折腾”的性情由来已久。1927年前后，沈即多用免费赠送、大减价、高额佣钱礼券等“烧钱”方法争夺图书商场，开设国际教育用品商铺出售各类仪器和文具，展开为读者代购代寄产品的服务，还开办存款优惠购书的金融套利组织，乃至使用存款做房地产投机生意，导致国际书局呈现“现金流”开裂问题。

后经洽谈，陈嘉庚容许国际书局能够分期偿付。沈知方严峻失期，不只失去了陈嘉庚有力的协助，并且在华裔界失去了诺言。《民国日报》发表1928年6月10日国际书局第七届股东会，陈嘉庚仅名列“监察人”，且为“次大都”（替补），可见其现已逐步完毕与沈知方的协作，连续回收股款，在1929年11月24日国际书局第八届股东会上不再有任何职务。

陈、沈的各奔前程还有一个直接的导火线，便是《验方新编》印错事情。医书《验方新编》的印行是“心胸济世心肠”的陈嘉庚终身中非常垂青的大事，是其“对乡党祠堂私塾及社会责任诸事”“出乎生性之天然”的集中体现。1896年，陈嘉庚在新加坡看到日本横滨中华会馆印行的《验方新编》，如获至珍，马上想到“需念吾闽村庄常乏医师，若每村有此书一本，裨益不少”，从20多岁开端，便数次汇款该会馆代印数千册，书面标明“同安集美陈家赠给”，免费散送南洋和闽南各乡。1922年，续印《验方新编》5000本因进出口商家关闭而不知下落，与横滨交涉无果后不能再印送该书，陈嘉庚不堪惋惜。

在公司事务进入国内商场的一起，陈嘉庚在北平、汉口以及南洋各大城市登报广求药方：“凡存有经历良方，乞勿居奇守秘，请惠示济众，将方及住址写明寄交余商铺或报馆代转。”“予系要印送而非图利，凡有惠寄者待印就时当赠送一本。”登报后一个多月，便收到寄自中外的1000多个药方。陈嘉庚将新方汇总并请专家修订，决议补充、印行新版《验方新编》。

1927年头陈、沈协作，行将新书托付国际书局代印2万本，“数月后如数印就”。1928年4月2日，《时势新报》刊登陈嘉庚《赠书》启事，标明其对慈善事业“莫不拔刀相助、乐施不倦”“为期济急扶危”。其时的《我国医药汇海》一书高度点评：“拙承国际书局委著代陈嘉庚公司印送之《验方新编》，其所搜辑之方，已可谓集古今验方之大全。”

新版《验方新编》“除分送诸赠方者及余国内诸分行取去赠送外，约存一万本，以对折在闽省分送，对折寄来南洋应遍地需求”，陈嘉庚极度注重此次赠书，不料意外产生。《南侨回忆录》开篇即有具体记载：“后接厦门某君来函云：前日寄赠某方，其间某味药只重二钱，而所印书作二两，联系至重，请查谁错。”

陈嘉庚“乃急查，原方单及书稿均为二钱，始知系国际书局印错。乃请人将全书查对，又觉印错不少，事关人命，惋惜无似。虽欲回收，然涣散遍地无法办到”。通过严峻交涉，国际书局“只要认错罢了”。陈嘉庚乃至愤恨到要采纳“亦非余所愿”的“兴讼公堂”手法指控。“该书遂复失落停领”“使余自愿未达”，对国际书局的信誉和才能完全绝望，直接导致不再连续“试办一年之后，再定五年正式合约”的协作。

另据“中间人”刘廷枚在《我所知道的沈知方和国际书局》中的记叙，协作的决裂还与一起请求代销产品的“国民待遇”失利一事有关。1927年，厦大校长林文庆代表陈嘉庚向我国海关提出请求，要求给予其公司产品以国货待遇，免税进入我国商场。理由合理合法：陈嘉庚公司是具有我国国籍的海外华裔兴办的企业，盈余大部分用于我国国内教育事业，谋福我国民众。

在与国际书局协作后，陈嘉庚的橡胶制品虽标称“国货”，但仍被海关视为洋货征收高额进口税，价格上与日、美产品比较毫无优势。刘廷枚回忆说：“这也阐明该政府（南京当局）对华裔所办实业和教育事业，是不予支撑的。”申述的失利反映“国际”的公关实力并不强，在商言商，两边均未到达预期作用，协作也就失去了根底。

回忆1927年的“跨界”协作前史，抛开沈知方个人性情缺点和运营决议计划失误，单就其创始的出书发行业跨界融资和多元运营的事例，能够为当今图书出书业的运营活动供给一份学习。

（作者单位：集美大学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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